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8月，风雨飘摇中的北宋，即将在两个月后迎来其176历史中的至暗时刻。而此时的中国南方，距汴梁城千里之外的潭州（长沙），年逾八旬、身形佝偻的枯瘦老者，在贬谪岭南的路上，死于城郊的一座破庙之中。默默无闻地死去，就如同在这个昏暗无光的帝国中，无数悄悄而来又匆匆而去的生命一样。但这个死后仅有竹席裹身，又被草草安葬的老人，却有一个天怒人怨、神憎鬼厌的名字——北宋“六贼”之首，曾烜赫一时的权相蔡京。
天资卓绝
北宋庆历七年（1047），蔡京出生于兴化军仙游县（今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）一户普通的官宦家庭。之所以说普通，是因为其父蔡准虽然是景祐元年（1034年）的进士，也在仁宗朝历任秘书丞、郎中、侍郎等官职，但其为官清廉，并没有为子孙积攒多少官场人脉和政治资源。在这里，有必要用一组数据先介绍一下蔡京出生的福建省，在两宋科举历史上所取得的光辉战绩和难以超越的地位：两宋319年的历史上，共开科118次，取士28933名，而其中仅福建籍的进士就占了近1/4，达到了惊人的7144人。福建已然是人才辈出之地，而仙游蔡家，更是一个极其罕见而优异的高智商、科举型家族。蔡准之后，蔡京与胞弟蔡卞于熙宁三年（1070）成为同榜进士，成为一时之美谈，蔡京当时只有23岁，可谓青年才俊，而其弟蔡卞更是只有13岁，简直是少年天才。不仅如此，蔡京、蔡卞的后代之中，又有多人考取进士。优良的家族基因赋予了蔡京超乎常人的天赋，这种天赋不仅体现在其年幼时的博闻强记、机敏聪颖之上，也映射在其宦海浮沉多年的政治手段和官场智慧上。而且，北宋以文治国，和范仲淹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欧阳修这些优秀的政治家一样，蔡京在纵横官场的同时，也具备相当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水平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一个才智卓绝、文采风流的蔡京，一个既有治国手段又有官场经验的宰相，最后不仅没有成为范仲淹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欧阳修这样光耀后世的人物，反而成为了人神共愤的奸贼。究其原因，无非是“有才无德”这四个字在作祟——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一旦身居高位，对国家和民族的伤害，往往比那些碌碌无为者来得更加可怕。
左右逢源
年轻的蔡京以进士入仕，当时正值“熙宁变法”的高潮，朝堂之上，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，也将北宋长久以来的“朋党之争”逐渐推向了白热化。当时宰相王安石主持变法，又得到宋神宗的大力支持，变法派在朝堂之上占据着绝对优势。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，捕捉到有利时机的蔡京，立刻成为了新党中的积极分子，并因为在变法中的表现，受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。此后，其职务开始扶摇直上，由钱塘尉、舒州推官升任中书舍人，元丰初年，又改龙图阁待制，知开封府。由主管县一级政法工作的地方小吏，摇身一变，成为首都开封的最高行政长官，蔡京也一步步靠近了帝国中心的政治舞台。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，宋神宗去世。宋哲宗冲龄即位，高太后垂帘听政，起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出任宰相，此时王安石早已被边缘化，新法也几乎全被废掉。司马光上台后，毫无立场可言的蔡京又摇身一变，成为执行司马光意志的得力人物。司马光要恢复“雇役法”为“差役法”，限期五天。结果整个宋朝境内，只有蔡京治下的开封辖区全部按时完成。如此高效的执行力，让司马光都不禁称赞：“若人人奉法如君，有什么行不通！元祐八年（1093），高太后病逝，哲宗亲政，改元“绍圣”，表示要绍述父亲宋神宗的变法遗愿，王安石之后，新党的又一大佬章惇拜相执政。蔡京又凭借此前和王安石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投其所好，积极支持章惇复尽新法。不得不说，在围绕王安石变法的漫长斗争大戏中，新旧两党虽然水火不容，但对于蔡京却都青眼有加；新党党魁王安石认为他有宰相之才，旧党元老吕公著也曾称赞他能力超群。就连老成持重的司马光也对其另眼相看。而蔡京也确实有一番手段和能力，在王安石、司马光、章惇主导的接连三次变法、改法的政治角力中，他始终能在新旧两党斗争的缝隙之中游刃有余。但神宗、哲宗时期，由于蔡京资历尚浅，威望不足，始终未能位列宰执，跻身权力巅峰。直到1099年宋徽宗赵佶继位，蔡京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，与此同时，北宋的官场也即将迎来最寒冷的凛冬。
位列中枢
面对祖宗基业和锦绣河山，没有哪个皇帝会生来就选择做一个祸国殃民的昏君，继位之初的宋徽宗，也曾想发愤图强，并且在政治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但正如哲宗驾崩后，在选择帝位继承人时，宰相章惇所言“端王轻佻，不可为君”。赵佶本非性格沉稳坚毅之辈，其执政期又处在外敌入侵、政局动荡的北宋末年，富国强兵困难重重，极易使人产生挫败放弃之心。而一个既有政治能力、朝堂之上可以为其分忧，又懂逢迎媚上、生活之中可以为其提供精神物质享受的蔡京，适时地出现在了徽宗的身边。宋徽宗和蔡京最早的交集，始于公元1102年前后，当时蔡京被贬出京，闲居杭州，正值徽宗安排亲信宦官童贯于当地求购书画及奇巧之物，善于逢迎投机的蔡京，紧紧抓住了这根重回朝堂的救命稻草，随侍左右，对童贯百般殷勤，并无偿的将自己的书画交由童贯转呈宫中。蔡京虽是奸佞之人，但其在书画方面具有极高的天赋，尤其是书法造诣堪称当世一绝，其人与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并称“苏、黄、米、蔡”，宋四家也代表了宋朝书法的最高水平。而宋徽宗又恰好是一个极具书画鉴赏能力的艺术家型皇帝，一来二去，蔡京的投其所好很快便起到了作用，蔡京的名字也渐渐进入了宋徽宗的视线。但书画只是敲门砖，蔡京真正受到重用，客观来说还是其政治才能和朝野之中良好的名声。徽宗初期，同为宰相、又分属新旧两党的韩忠彦与曾布，在激烈而残酷的相互斗争中先后离开中枢。徽宗急需填补因韩、曾二人离开后所留下的权力真空，蔡京之名，赵佶早有耳闻，而蔡京也再次敏锐地察觉到新旧两党相互倾轧、角力的矛盾，抓住时机脱颖而出。1102年初的汴梁，天时地利人和，在几方面的共同作用之下，蔡京重回京城，并于当年七月拜相，开始了他倾四海九州之力逢迎媚上，并借此达到权力巅峰的道路。
党同伐异
徽宗即位之初，为了调和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激烈矛盾，便改元为“靖中建国”，采取“大公至正”，两派并用的施政方针。但新旧两党积怨已久，以中庸的手段根本无法调和两者的矛盾，再加上徽宗尚未亲政，朝政大权仍由保守地向太后把持，故而朝堂之上旧党一派声势更胜一筹。 半年后，向太后还政，徽宗大权独揽，恰在此时，又有新党官员向其进言道：宰相韩忠彦是韩琦之子，他可以秉承其父遗志，反对变法，而陛下贵为天子，却不能继承先帝的变法主张。这番“子承父业”的论调，并未讨论新旧两党之优劣。而是以亲情纽带为切入点，却极大地刺激了徽宗的神经，并成功点燃了其对旧党的怒火与仇恨。至此，北宋朝堂的政治风向发生根本性的转变，赵佶的施政纲领由起初的不偏不倚转为对旧党不遗余力地打击。而初登相位的蔡京，正急于培植党羽、铲除异己，以巩固和维持手中来之不易的权力。而对保守派痛下杀手，既能迎合圣意，又成为其光明正大党同伐异的好手段，可谓一举两得。随后，一块由蔡京负责提供名单，宋徽宗御笔亲书，镌刻着司马光、文彦博等保守派核心人物名字的“元祐党籍碑”炮制出炉，并昭示天下。从此，这场君臣联手对于旧党的大清算，逐渐成为蔡京党同伐异的工具，而元祐党人的范围，也从最初的保守派，逐渐扩大到所有敢于违背其个人意志的官员。蔡京稍有不满便会将政敌或者潜在威胁划为旧党并加以政治迫害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在朝堂之上大权独揽。绵延数十年的朋党之争虽然结束，但北宋官场却变得更为混乱、腐朽。在排除异己的同时，蔡京为了更好地获得宋徽宗的宠信，便开始“以狷薄巧佞之资，济其骄奢淫逸之志”，千方百计地讨好皇帝，来巩固自己的地位。
逢迎媚上
宋徽宗治国虽然不行，但却是个极具艺术气质的皇帝，普通的酒池肉林、声色犬马，根本无法满足这个昏君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追求。要长期稳定地拍到赵佶的马屁，自身不具备过硬的文化素养和鉴赏水平，是很难办到的，偏偏蔡京就具备这样的综合素质。
听琴图：居中抚琴者为宋徽宗，左右分别是童贯、蔡京
琴棋书画、金石古玩，凡徽宗有所求，蔡京必有所应，还千方百计地搜罗新奇古怪之物，满足皇帝的猎奇心理，而其本身又在书法领域具备一技之长，更能与赵佶产生共鸣。能够迎合皇帝的爱好，善于创造条件满足皇帝的需求，这一点，有点像乾隆皇帝与和珅君臣的关系。但蔡京似乎又比和珅更加高明，因为他在让皇帝为所欲为的同时，还能通过自己渊博的学识，为皇帝的放纵找到理论依据。宋徽宗有时也担心自己的穷奢极欲，会招致流言蜚语，但蔡京却劝慰道：天子富有四海，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。”甚至还引用《易经》，发展出一套丰、亨、豫、大的理论，其核心内容就是：太平时节，君王要有天子气派，要敢于花钱，敢于纵情享乐，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，否则便会失去上天的眷顾。蔡京的引经据典，给了宋徽宗极大的心理安慰，使其更加心安理得的奢靡放纵。而蔡京又大肆搜刮民脂民膏，为赵佶的穷奢极欲提供财力保障。皇帝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，对蔡京更是恩宠有加，终徽宗一朝，蔡京虽然四起四落，但始终权势熏天，其门生党羽，更是飞扬跋扈。
双面权相
惑乱人主以得宠，结党营私而专权，蔡京绝对是个标准的奸佞之辈，但如果将其等同为一般溜须拍马的跳梁小丑，似乎过于简单而有失偏颇。客观来说，一个能够被新旧两党所推崇的蔡京，除了党同伐异和善于逢迎邀宠之外，是具备治国和理政的真才实学的。蔡京主政期间，设立“居养院、安济坊、漏泽园”等机构，健全和完善了一整套社会赈济、救助制度，这既是惠泽大众的善政，也是其政治能力的体现。蔡京还在崇宁年间主持“崇宁兴学”，在全国普建学校，建立县学、州学、太学三级相联的学制系统，发展太学，恢复设立医学，创立算学、书学、画学等专科学校；罢科举，改由学校取士。对宋朝的教育事业发展起了重大作用。经济方面，其对茶法、盐法、货币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使北宋府库充盈。但随着地位的巩固和权力的膨胀，曾经风流儒雅、勤政爱民的蔡京，又显露出他性格中阴狠、贪婪的一面。陷害和驱逐朝臣，把持朝政为所欲为，又建宣和库式贡司，搜刮各地的金银库藏，以满足皇帝的私人享受。首倡丰、亨、豫、大之说，鼓动徽宗大肆挥霍的同时，造成北宋朝堂奢靡之风，前代积累之财富也被迅速消耗。设“苏杭应奉局”，巧取豪夺民间奇珍异宝，兴花石纲之役，沿途毁桥拆路，劳民伤财，加剧社会动荡。靖康之难时，徽宗恐惧退位，其子钦宗嗣位，已昏聩老朽的蔡京被列为“六贼”之首，贬至儋州，死于南去之途。这位在北宋晚期皇权更迭、朋党争斗的复杂政治环境中，始终屹立不倒的权相，这位曾经在朝堂之上呼风唤雨、权倾一时的佞臣，在人生的最后时刻，虽有金银傍身，却因沿途百姓无人愿意为其提供食物而被活活饿死，死后无棺椁载尸，只能埋进了专门收葬无名死者的漏泽园中。但与即将迎来灭顶之灾的北宋王朝，还有被他诱导、耽误，即将成为亡国之君的宋徽宗相比，与那些战死沙场的将士和千千万万沉沦的平民相比，哪怕是草席裹身，客死异乡，也算是落得个寿终正寝的好下场了。
